百度 从历史梳理看，不同于以往的恢复性创设型改革，此次改革源于对原有反腐败体制的低效能的解决，强调新制度框架下的有效整合。
占全国1.3%国土总面积的千亿县，创造了全国7.8%的生产总值。
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县域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2007年，全国第一次诞生千亿县，此后一直在扩容，到2024年，全国千亿县总数跃升至62个。
放眼全国，千亿县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又有哪些特征？
高度集中与多点突破
在中国284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中，千亿县作为引领发展的“头雁”群体，其数量增长与分布格局的演变，恰似一幅动态描绘中国区域经济活力的图谱。
从首次诞生千亿县开始，千亿县的数量持续扩容，并呈现出金字塔型的梯队特征。
从数量上看，2007年，江苏省的昆山、江阴、张家港首次突破千亿；2024年新增山东滕州、安徽长丰、江苏新沂3个县，目前千亿县的数量已扩容至62个，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从经济总量上看，千亿县不仅总体数量在扩容，更是在2000亿元、3000亿元、5000亿元量级上都实现新的突破。
2024年，江阴突破县域经济天花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126.1亿元，成为全国第二个5000亿级的县级市，与昆山共同撑起全国县域经济的塔尖。常熟达到3079.1亿元，成为全国第5个跨过3000亿元的县域。处于2000-3000亿元梯队的慈溪、义乌、神木、宜兴及长沙县，县域经济均实现稳步增长。
目前，千亿县形成了5000亿元（昆山、江阴）—3000亿（张家港、常熟、晋江）—2000亿（慈溪、义乌、神木、宜兴、长沙县）——1000亿（仁怀、福清、太仓、诸暨等52个）的金字塔型梯队。
再从省域分布来看，江苏22个，浙江11个，山东、福建各6个，湖南3个，陕西、河南、内蒙古、安徽各2个，贵州、江西、河北、辽宁、湖北、新疆各1个，已实现东中西部全覆盖，并表现为东部地区高度集中、中西部多点突破的总体特征。
在东部，2024年江苏继续领跑，以22个千亿县稳居全国第一，占全国千亿县总数的35.5%，形成以“苏南四小龙”（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为塔尖、苏中苏北均衡发展的梯队。浙江以11个千亿县，稳居全国第二位。山东滕州的“晋级”，助力山东的千亿县数量扩容至6个，与福建并列排名第三。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四省占全国千亿县的比重达到73%，构成东部沿海的千亿县“黄金矩阵”。
中部地区的千亿县，呈现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周边。中部地区的8个千亿县中，有7个是省会下辖的县域，如湖南省的长沙县、河南省的中牟县、江西省的南昌县、安徽省的肥西县、长丰县。
西部地区的千亿县，则主要分布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富集区，比如陕西神木市，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在62个千亿县中，东部46个、中部9个、西部6个、东北1个。这和以前千亿县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西部地区千亿县加速涌现。这也是新时代以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果之一。
传统动能迭代
与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产业好，县域经济强。
2024年，62个千亿县以占全国1.3%的国土总面积，贡献了超过1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7.8%。其中，昆山、江阴的GDP，超过了很多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这背后离不开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
《决策》梳理发现，千亿县产业发展已进入传统动能迭代与新兴动能加速崛起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集聚；产业集群化加强；探索绿色发展模式。
众多县域以数字化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形成县域发展新动能。
在山东胶州市，引导主力企业共同搭建“钢刚好”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钢结构产业数字化转型，解决钢结构行业数智化水平低、成本高、利润低等短板问题。江苏常熟市掀起服装产业的全链路数字革命，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数字化转型，让传统服装产业焕发新活力。
浙江温岭市瞄准“产业”“创新”“变革”三大关键词，改造升级以泵与电机、汽摩配件、机床工具、鞋业为代表的传统主导产业。在泵与电机领域，温岭已培育出4家上市企业、3家单项冠军企业，2024年行业总产值近800亿元；在汽摩配件领域，引导钱江摩托等整机企业带动上下游，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向新能源加速转型，2024年行业总产值近450亿元。
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同时，千亿县也都在积极布局新兴产业。
以山东龙口市为例，推行传统制造业“更新换代”工程淘汰落后产能，进军高端领域，推动传统制造业集成发展、转型升级，成功培育了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更前沿的如神木布局低空经济，利用通用机场发展无人机测试、航空培训等新业态。仙桃市深入推进非织造布、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业一策”壮大智能制造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并突破发展低空经济、低碳经济等未来产业。
同时，一些县域围绕优势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竞争力。
福建福清坚持以园区标准化和“链长制”工作为抓手，着力锻造四大园区平台，围绕优势产业逐步形成以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食品为代表的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江西南昌县坚持以园区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以南昌小蓝经开区为龙头，以向塘物流园为引擎，以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南新滨江工业园为支撑，以滨江商务科创中心为主战场的“一区四园一中心”产业布局，打造了“中国建筑之乡”“南昌国际陆港”等特色鲜明的产业品牌，推动产业能级不断提升。
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多个千亿县加快能源结构优化，提高清洁能源占比，推动产业绿色发展。
曾经的“煤都”伊金霍洛旗正以“五个零碳突破”重塑发展基因。从全国首套零碳标准的制定，到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从绿色电力消纳中心的打造，到零碳产品认证体系的建立，伊金霍洛旗正成为新能源规则的“策源地”。
在山东荣成，曾经的海洋牧场摇身一变，成了集风能发电、旅游观光及海洋养殖的“海上田园”。风电不仅为国家电网注入清洁能源，更直接为牧场平台、养殖工船、游客设施提供绿色动力。
“背靠大树好乘凉”
正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中说的那样，“没有谁是一座岛屿，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块小小的泥土，连接着整个陆地。”千亿县也都是将自身发展嵌入所在区域的城市群或都市圈中，借势借力加快增长。
从千亿县所属城市群分布看，长三角城市群35个，长江中游城市群5个，黄河“几字湾”呼包鄂榆城市群4个，山东半岛城市群5个，中原城市群2个。综合来看，只有5个千亿县没在城市群中。
从千亿县的都市圈分布看，上海大都市圈12个，徐州都市圈5个，厦漳泉都市圈4个，杭州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各3个，福州都市圈、青岛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各2个，南昌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各1个。
大城市宛如森林中的高大乔木，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资源储备与完善的产业体系，为周边千亿县投射下发展的荫蔽。千亿县则恰似簇拥其旁的灌木，虽体量稍逊，却以特色产业为区域经济增添别样活力，二者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要素流通中紧密相连，根系交错，共同构筑起都市圈经济生态。
以江苏昆山为例，昆山东邻上海、西依苏州，被上海大都市圈列为全球功能性节点城市，是承接上海溢出效应最直接、最有效的“核心内圈”。依托上海创新资源，昆山成为光电、半导体、小核酸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创新地，已培育了7000亿级的电子信息和3000亿级的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四年保持在万亿元以上，持续领跑全国县域经济。
昆山还充分利用“沪昆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和人才，积极参与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打造了昆山综保区、昆山台商科技园等开放平台。
再看湖南长沙县，在长沙市的辐射带动下，长沙县依托三一重工、上汽大众等核心企业，打造了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三大支柱产业，带动工程机械产业链多家企业呈现百花齐放式布局。
另外，一些相邻的县域根据各自优势产业，开展产业互补合作。“地表上看是两棵树，地下的根系早已纠缠共生。”慈溪与余姚，这对宁波北部的“双子星”，以产业互补为纽带，书写区域协同发展新篇。
慈溪家电产业占据全球小家电市场15%的份额，余姚的精密模具供应全国三成汽车零部件企业，这种垂直分工体系为构建现代化产业链奠定了基础。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两地新兴产业呈现互补态势：慈溪新能源装备制造与余姚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在杭州湾南岸形成先进制造业“双引擎”。2024年数据显示，两地高新技术产业增速均超过13%，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
在余姚和慈溪，舜宇光学的摄像头模组被广泛应用于慈溪方太的智能厨电中；余姚的江丰电子靶材则供应着慈溪的集成电路企业。这种“你造芯片我造锅”的协同作战方式，仿佛是现代版的“我耕田来你织布”。
千亿县有什么启示
从长三角的昆山、江阴，到中西部的长沙县、长丰县，千亿县的涌现不仅重塑了传统县域经济的认知框架，更揭示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密码，62个千亿县的实践，为全国县域发展提供了哪些参照价值？
首先是特色资源转化文章如何做。
放眼全国，每个县域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一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在资源型县域体现的尤为明显。
这类县域不能过度依赖资源开采，而要像伊金霍洛旗那样，在煤炭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发展煤转电、煤化工等深加工项目，提升资源附加值。同时，积极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绿色化改造，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要敏锐捕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结合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抓住数字经济的浪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其次是产业集群怎样聚。
千亿县的竞争力，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结果。
一是要明确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打造全产业链。昆山作为全国首个超5000亿元的县域，其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贡献了核心动能。通过“缺什么招什么”的精准招商，昆山形成“原材料—零部件—整机—应用”的全链条，让“链”上企业可以就近解决问题。
二是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龙头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能够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福建南安的水暖卫浴千亿产业走廊，以龙头企业九牧集团为链主，规划布局了13个产业园，已建成8个，签约企业324家，投产104家。得益于千亿走廊布局，产业聚集度从32%提升到78%，龙头企业本地配套率从35%提升到82%。
第三是载体平台如何打造。
千亿县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类功能平台的载体支撑。
一些县域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研发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本地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在安徽长丰县，联合上海交大成立“新能源汽车未来技术研究中心”，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还有一些县域，通过引入先进制造业项目，建立产业承接平台，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比如，江苏邳州、沭阳等县，借助承接苏南产业转移，在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培育新动能，邳州成为苏北首个千亿县，也标志着江苏县域经济从“苏南独大”转向“全域开花”。
最后是“人”怎么干。
千亿县的崛起离不开干部队伍、企业家、技术工人等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不管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县，还是中西部后发型县域，干部队伍都发挥着引领作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主动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资金、人才等问题，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湖北仙桃市实施“干部素质提升年”计划，通过专题研讨班、重点工作专班制，提升干部产业洞察力和服务效能。仙桃的“520100”机制，实现了“干部加速度换企业满意度”，企业问题解决率达98%。
多个千亿县的崛起轨迹还雄辩地证明：一批优秀企业家带动企业蓬勃发展，是县域经济跃升的关键。
企业家处在创新、生产和销售的最前线，能敏锐感知市场趋势，在提升产业实力上发挥着牵引作用。从昆山的电子信息集群到仁怀的酱酒产业，从长沙县的工程机械到义乌的数字贸易，千亿县的崛起本质上是企业与县域相互赋能的过程——企业以产业组织能力重构县域经济地理，县域以政策支持与要素配套反哺企业成长。
在这个合力促进的进程中，技术工人是产业升级的“执行者”、技术创新的“实践者”，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干部队伍以制度创新打破发展壁垒，企业家群体以市场敏锐度捕捉发展机遇，技术工人群体用技能积累夯实产业根基。这种“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工人有力”的协同模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纵向梳理首个千亿县诞生以来的近20年，能强烈感受到，这既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主体的创造性进化，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底层逻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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